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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判断的因素——中美基础教育孰强孰弱讨论

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是否比美国学生扎实,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。我不能对此做出判断。尽管我与许多人一样,都能够对这个问题的“价值”进行判断。

  谁能做这个事实判断?那些既了解中国基础教育,也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人,能够判断。丘成桐先生是这样的人,他说:“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扎实”是自我麻醉;杨振宁先生也是这样的人,他认为:中国与美国式的教育,不能讲哪一个好,哪一个不好,要因人而异。(均见11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第5版)。报道说他们是“看法截然相反”。当然,他们的判断,也都是从“高端”间接做出的。比他们更能做出判断的人,肯定还有,只是可能没有他们的影响力而已。

  根据逻辑学的排中律,构成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必有一真,必有一假。一般来说,不同的事实判断,只要假以时日是可以验证的。但问题是,教育是不能“假以时日”的,或者说,对于教育来说,这种“假以时日”的验证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教育每天都在进行,每年都在产出。我们不断地按照一个模式教育出大批的人,这些人,有的优秀,有的平凡。能够进入丘成桐、杨振宁两先生视野的,其实都属优秀的人。即使如此,这两位先生的评价仍然不同。因此,对我们有意义的问题是:当我们无法验证事实判断的情况下,如何对他人的事实判断进行价值判断。

  一种是质疑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的观点,一种是肯定我们现行教育模式的观点。这两种不同的观点,都出自权威之口,我们更愿意多听听哪一个?哪一个对我们更有意义?这就是价值判断。这种价值判断不完全决定于事实判断,而可能更多地决定于我们的位置、我们的利益、我们对外界信息的反映与反应模式、我们的教育界和我们的决策层的组织结构和议事结构,决定于我们是不是容易接受不同观点的人,决定于我们在原有模式中的投入,决定于改变原有模式的难度和成本。

 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中,有一种“认知不和谐理论”,涉及人们如何使用信息的问题。有研究者发现:“作出决定后的过程包含有与态度改变相似的认知改变”。“一旦下过决定,人们对于各种选择所具有的吸引力的判断也可能改变。”一个具体的实例就是:“如果你花了大把银子在电脑上,你必须捍卫购买它的正确性。”

  这就是影响我们对不同的事实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因素。不认清这种因素,或者说,不克服认知的这种障碍,人们很难从丘成桐、杨振宁两先生的不同观点中,作出积极的选择。